79. 想他

元旦后第三天，山海关丢了。

何柱国的兵在城里守了两天两夜，打到最后，一个营的人剩下不到一个连。北平饭店那一晚的舞会，报纸上连提都没提，头版上登的全是榆关失陷的消息，和一张城门楼子叫炮轰塌了半边的照片。

开春，热河丢了。承德的汤玉麟带着几十辆汽车，装着家眷和烟土，先跑了，日本人一百多个骑兵，不费一枪一弹进了承德城。报纸上登出来，红楼里的学生把那张报纸贴在布告栏上，有人在报纸边上用毛笔写了四个大字：举国同耻。

三月里，喜峰口打起来了。

北平城里一下子乱了。有钱人家雇了汽车往天津跑，往南边跑，前门车站上的人挤得像下饺子，头等车厢的票炒到了平常的五倍。东交民巷的使馆门口堆起了沙袋，洋兵端着枪站岗。街上的铺子关了一半，开着的那一半，门口也贴着告示：现洋交易，概不赊欠。

协和医院的门口，每天都有卡车开进来，车斗里躺着从长城线上抬下来的伤兵，绑带渗着血，一路滴到台阶上。

东城诊所人手不够，她每天下了课就去，帮着护士卷绷带，烧开水，替那些不识字的伤兵写家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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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峋是三月二十号到的北平。

他没去铺子，没去旅馆，下了火车，问宋持要了地址，提着皮箱直接到了东城诊所。

她正蹲在走廊上，替一个断了胳膊的伤兵写信。那伤兵是河北人，十九岁，说一句，她写一句，写到“娘，儿子胳膊没了，往后不能给您挑水了，没想到长大了还要您继续做事”，伤兵哭了，她手里的笔也抖着。

一双皮鞋停在她跟前。

她抬起头。

闻峋站在走廊里，大衣上落满了灰，脸上带着一路的风尘，目光从她手里的信纸，落到她旗袍下摆上蹭着的一块血渍。

“爹病了，叫我来接你回去。”他说。

“爹怎么了？”

“出去说。”

她低下头，把最后一行写完，念给那个伤兵听了一遍。伤兵点点头，她把信折好，塞进信封，交给边上的护士，说明天一早去邮局寄，起身跟着他出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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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所后头有个小院子，晾着一院子刚洗过的绷带，白花花的，在风里飘。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咳嗽，老毛病。”他说，“热河丢的那几天，他天天看报，看得睡不着觉，咳得厉害了，躺了半个月。上海请来的大夫看过，说是肺上有火，要静养，不碍事。我动身那天早上，他喝了一碗粥，还骂了宁伯两句，嫌药熬得苦。”

“烧不烧？夜里咳不咳血？”

“不烧。没见过血。”

她攥着的那口气，这才松下来一半。

“他躺在床上跟我说，与霏一个人在北平，日本人眼看要打过来，你去，把她接回来。”

“我给爹发电报。”她说，“今天就发。”

“与霏——”

“还有三个月毕业，四年就差这三个月。”她说，“我现在走，学校按退学算，这四年白念了。爹供我念书，不是叫我念到最后三个月，扔下就跑的。”

“日本人打到长城了。”

“诊所里会说洋文的，没多少个。”她说，“护士长是美国人，大夫是英国人，伤兵是河北人、山东人，他们说话，得有人在当中传。我走了，明天那个断了胳膊的，谁替他写信？这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”

“长城要是守不住——”

“守不住，我跟着学校走。北大不会把学生扔给日本人。”她说，“倒是你。爹病着，你不在家守着，跑来北平做什么？回去。你回去告诉爹，毕业第二天，我就上车。”

闻峋没动。

“回去吧。”她说，“家里的事，比我这儿要紧。你不是还要给爹一个交代吗？周家那边，总不好叫人家等。”

闻峋的脸色变了。

“周家那门亲，”他说，“我去年十月就回了！”

他吼出来了。

院子里晾着的绷带叫风吹得哗啦啦地响。

他从来没对她吼过。东兴楼没有，长安街没有，文记的柜台前头也没有。他再怎么恼，声音都是低沉的，冷的，哪怕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的。

这一回，他是真生气了。

她僵在原地。

“…回了？”她说，“那二楼的套间——”

“给你的。”

闻峋喘着气，一只手撑住了晾绷带的竹竿。

“你四年不回家，为的是什么，你心里清楚，我心里也清楚。”他说，“二楼你斜对门住着我，你就不肯回那个家。我搬到楼下东厢，二楼整层都是你的。洗澡间是新式的，窗户朝南，窗帘挑的湖色。爹老了，他想你回家。”

她站在那儿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暂居。

图纸上那个“峋”字底下，他写的两个字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我说了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搬下去。”闻峋说，“你知道了，就更不肯回去。”

竹竿晃了一晃，几条绷带飘下来，落在地上。

他弯下腰，把那几条绷带捡起来，一条一条，搭回竹竿上。

搭好了，他没回头。

“我说完了。你回不回，随你。”他说，“你不回去，我就不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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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下午，她去东单的电报局给爹发了电报。

「女安，勿念。诊所需人，学业将竣，毕业次日即归。望父静养，按时服药。霏。」

发完了，她站在电报局门口的台阶上，往东单牌楼那边看了一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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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真的没走。

前门外那家旅馆，他退了房，在文记铺子的后头收拾出一间屋子，搭了一张行军床，住了进去。大罗劝他回苏州，说北平城里乱，大少爷身子不好，铺子交给他看着就行。他说不用。

文记的铺子没关门。东单牌楼底下那一溜铺子关了一大半。

第三天，他叫大罗把铺子里所有的白布，衬衫料子、里子绸、细洋布，一匹一匹搬出来，装了两辆大车，拉到了协和和东城诊所。

“做绷带。”他跟诊所的护士长说，“不够再来拉。”

护士长是个美国人，听不懂他的话，叫文与霏来翻译。闻峋又自己用洋文说了一遍。

她站在诊所门口，两车白布堆得冒了尖，车边站着那个人。他袖子挽着，跟车夫一起往下搬，一匹布二三十斤，他抱着往台阶上走，走到一半，脚下一晃，大罗赶紧冲上去接住了。

护士长握着他的手，说了一长串感谢的话。

他点点头，说不客气，转身上了车，走了。

从头到尾，没看她一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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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记的门也开着。

四月里，北平军分会的军需处来人订呢料，做冬装。城里的呢料铺子关的关，跑的跑，开着门的没几家，宋记一家就接了三千码的单子。

宋持来诊所看过她一回，提着一网兜罐头，说是给伤兵的。

“军需处的单子，”他说，“价钱压得低，几乎不挣钱。可是这时候，总得有人接。”

她点点头，说宋记做了好事。

宋持笑了笑，说算不上，又说北平不太平，叫她多当心，晚上别一个人走夜路。

他走了以后，她站在诊所门口，往东单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三千码。

一年多以前，宋记的库里，码着四百一十匹呢子。

她把这个念头掐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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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里，长城线上守不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