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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没想到吧,我造反的那些年,我爹在宫里背锅》

126.县前请帖,库底见泥

三月廿六,卯时。盐渎县衙后堂。

天光从窗棂里进来,一条一条,落在青砖地上。钱惟清坐在窗下,面前摊一张纸,纸上墨还没干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昨夜那两个巡栏,站到子时才走。”

“走了?”

“走了。走的时候留一句话,说今日还来。”

承乾把手里一张纸推过去。纸是承记厚纸,纸背有横纹,正面画一张表,四栏:封时存盐、封时存筹、封时存账、封人。

“封单。”他说,“臣昨夜抄的。一式三份,封的人一份,县里一份,臣一份。封的时候,四栏填满,三个人按印。”

钱惟清看着那张表。

“殿下要他们按印。”

“不按印,封条就是一张纸。”承乾说,“纸贴上去,谁都能撕。”

“他们不会按。”

“他们不按,臣就不关门。”承乾说,“门开着,封条贴不上。贴不上,他们回去交不了差。”

钱惟清笑了一下,笑得苦。

“殿下这是拿门跟他们赌。”

“臣拿账跟他们赌。”承乾说,“他们有封条,臣有封单。封条是他们的,封单是臣的。三日后开封,少一斤,臣按封单要一两。”

“一斤一两?”

“一斤一两。”承乾说,“臣的盐八文一斤。他们要封,就得按臣的价赔。”

钱惟清把那张封单折起来,塞进袖里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臣今日还有一件事要回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帖纸。”钱惟清说,“殿下要发帖,帖纸在盐课司库。库是三把锁,大使一把,攒典一把,司印封一道。臣这把锁,开不了那扇门。”

“臣去开。”

“邬敬山不会开。”

“他会开。”承乾说,“臣带了旨。”

辰时,盐课司后院。

后院一间库房,青砖墙,墙根返潮,砖缝里长着青苔。门是两扇木门,门板上钉铁叶,铁叶上三把锁:一把铜的,锁身刻“盐课司”;一把铁的,锁鼻上缠红绳;第三道是封条,纸黄,上盖司印,印下写着“永昭十二年腊月封”。

邬敬山站在门前,手按在铜锁上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这库是部里的库。开库要有部札。”

“部札在这里。”承乾把崔敬和那张黄纸札子递过去,“行帖换新,帖纸自库支。札子上写得清楚。”

邬敬山接过札子,看了三遍,看得慢。

“札子上没写开库。”

“札子上写了换帖。”承乾说,“换帖要帖纸。帖纸在库里。不开库,拿什么换?”

邬敬山的嘴动了一下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库里的帖纸,臣有半年没盘了。”

“那就今日盘。”

“盘库要报府。”

“报府的信,臣来写。”承乾说,“邬大使只管开锁。”

邬敬山的手从铜锁上拿下来,又按上去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臣这个位子,坐了九年。”

“臣知道。”

“九年里,臣开过四次库。每一次,都是府里来人,带着部札,当着臣的面开,当着臣的面盘,盘完臣签字,签完臣封条。”邬敬山说,“今日殿下一个人来,臣开了,明日府里问臣:谁让你开的?”

“臣让你开的。”

“殿下的话,臣记不住。”邬敬山说,“臣要一张纸。”

承乾看着他,看了两息。

“崔攒典。”他说,“拿纸。”

崔顺从门边过来,手里一只木匣,匣里是纸、墨、笔、印泥。他把纸铺在门板上,承乾提笔写:

“永昭十四年三月廿六日,辰时。四皇子承乾奉旨试盐盐渎,依户部行帖换新之札,开盐课司库,盘帖纸。大使邬敬山、攒典崔顺、知县钱惟清同在场。开库后如有短少,具开库人领状。”

写完,他把笔递给邬敬山。

“签。”

邬敬山看着那行“如有短少,具开库人领状”,手停在半空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这一句,是给臣上的枷。”

“这一句,是给臣自己上的枷。”承乾说,“库里有短少,臣先赔。”

邬敬山抬起头。

“殿下赔?”

“臣赔。”承乾说,“臣签在这一行下头。”

他提笔,在自己名字底下添一行:“短少由承乾先赔,后查。”

邬敬山看着那行字,看了半晌。他把笔接过去,在纸上按下自己的名字,按得重,笔尖把纸戳了一个洞。

三把锁开了。封条揭下来,纸背带起一层木屑。

门推开,一股霉味出来,混着樟木的苦香。

库房不大,两丈见方,地上三只木箱,一字排开。箱子是樟木的,箱盖上有铜包角,箱身四角磨圆。箱盖上各贴一张封条,纸黄,上写“永昭十二年腊月封”,封条下盖司印。

“三箱。”承乾说,“一箱多少张?”

“四百张。”邬敬山说,“部里颁的帖纸,一箱四百,三箱一千二百。”

“盘。”

邬敬山走到第一只箱前,弯下腰,手在封条上按了一下。

他的手停住了。

封条下缘有两道折痕,折得深,纸的纤维断了。折痕上的浆糊是新涂的,颜色比纸白。

“揭过。”承乾说。

“殿下。”邬敬山说,“这封条是十二年的,纸黄了,浆糊干了,折一折就这样。”

“浆糊干了,是脆的。”承乾说,“一折就断,断口毛。你看这个断口,齐。”

他伸出手指,在封条下缘刮了一下。浆糊起了一层白粉,粉落在指尖。

“新浆。”他说,“三日之内的浆,刮下来是粉。三年的浆,刮下来是片。”

邬敬山没有说话。

“开箱。”承乾说。

箱盖掀起来。

箱里空。

箱底铺一层纸,纸是衬纸,边缘卷起。衬纸上没有帖纸,只有一层泥。

泥是湿的,颜色发暗,泥里混着稻壳和细沙,还有几粒白东西,粗,青白,指甲盖大小。

承乾伸手,捻起一粒,放在舌尖上碰了一下,吐掉。

“盐。”

他把手伸进泥里,抓了一把,摊在掌心。

“稻壳。”他说,“盐粒。河泥。”

“殿下。”邬敬山的声音低了,“这箱……臣上个月盘过,还是满的。”

“上个月哪一天?”

“二月廿八。”

“二月廿八到现在,二十六天。”承乾说,“二十六天里,这一箱四百张帖纸,换成了一把泥。”

第二只箱,空。第三只箱,空。三只箱底,三层泥,泥的厚薄一样,都是一指。

崔顺站在门边,抱簿的手在抖,簿角磕在门框上,一声一声。

“崔顺。”承乾说。

崔顺往前一步,腿一软,跪在砖地上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小的有罪。”

“你先说。”

“前日夜里,子时。”崔顺说,“小的在司里值夜。荀七带了六个人来,抬三只箱。他手里有一张手谕,纸上写‘帖纸三箱,送府换式’,底下盖一个私印,两个字:敬和。”

“你看了印?”

“小的看了。”崔顺说,“小的管引票底簿,司里的印小的都认得。那个印是私印,不是关防。私印比关防小一圈,边上有缺口。”

“你拦了没有?”

崔顺的头低下去。

“小的说,开库要大使的话。荀七说,大使知道。小的说,那小的去问大使。荀七说,大使在府里喝酒,你去问,问完了回来,箱子已经到河上了。”

“你就让他抬了。”

“小的让他抬了。”崔顺说,“小的还替他把封条揭了,揭完贴回去。”

堂上静了。邬敬山的脸黑里透红,脖子上的筋跳了一下。

“崔顺。”他说,“你替他们揭封条。”

“小的该死。”

“你该死。”邬敬山说,“你把我也带死了。”

承乾蹲下去,把手里那把泥摊在崔顺眼前。

“你看这个。”

崔顺抬头,看见泥里的稻壳。

“稻壳。”承乾说,“盐渎城里,河泥带稻壳的地方有几处?”

崔顺想了一会儿。

“三处。”他说,“东门盐仓埠,南门米行埠,还有……”

他停住。

“还有哪儿?”

“还有一处私埠。”崔顺说,“在城西,盐河支汊,崔通判租的宅子后门。那个埠头不卸官货,只卸私货。米、布、盐,都在那儿卸。泥里也有稻壳,因为米行的人图近,从那儿抬米。”

“三处。”承乾说,“东门盐仓埠的泥,是白盐泥,盐多,没有稻壳。南门米行埠的泥,稻壳多,没有盐粒。这一把泥,两样都有。”

他把泥收回掌心,握了一下。

“臣知道帖纸在哪儿了。”

邬敬山抬起头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那是府通判的宅子。”

“臣知道。”

“殿下去搜,就是搜府通判。”

“臣不搜。”承乾说,“臣等他自首。”

“他不会。”

“他会。”承乾说,“臣今日要请他看一样东西。”

巳时,承乾坐在库房门槛上,手里翻崔顺的私簿。

簿是毛边纸,二十页,用线缝着。上面记着日子、时刻、人、箱、手谕上的字,一笔一笔,字小,写得挤。

“你为什么记?”

“小的怕。”崔顺说,“小的娘说,给人办事,要留个字。不留字,出了事,全是你的。”

“你娘识字?”

“不识字。”崔顺说,“小的爹识字。小的爹在盐课司当了二十六年书办,死那年小的二十四。他死前跟小的说一句话:司里的东西,凡是从你手上过的,都要落一笔。落了笔,东西丢了,不是你的错;不落笔,东西丢了,就是你的错。”

承乾把簿合上。

“你爹叫什么?”

“崔有本。”

“崔有本。”承乾说,“二十六年,他记的簿呢?”

“烧了。”崔顺说,“他死那年,司里换了大使,旧簿全烧了。小的抢出来一本,藏在灶膛上头。”

“带来了?”

“带来了。”崔顺从怀里摸出一本更旧的簿,蓝布面,布已经烂了半边,“这是永昭二年的。上头有一笔,小的看了三年,看不懂。”

承乾翻开。纸脆,一翻就掉渣。

永昭二年三月十一,一行字:

“收帖纸三箱,一千二百张。库旧存四百二十张,合一千六百二十张。是年发帖十七张。”

“一千六百二十张,发十七张。”承乾说,“剩下的呢?”

“小的问过。”崔顺说,“小的问司里的老书办,老书办说,帖纸存着,存着不生息,也不烂。存着就是存着。”

“存了十二年。”承乾说,“一千六百二十张,发了一百七十张,还剩一千四百五十张。今日一看,一张不剩。”

崔顺的头又低下去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小的还有一件事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小的娘病了三年。”崔顺说,“咳血。大夫开的方子,一味川贝母,三钱。药铺抓的药,小的看着不对,颜色白,片子薄,闻着不苦。”

“拿来给臣看。”

崔顺从袖里摸出一张方子,方子折了四折,折痕处磨破。

承乾把方子摊在膝上,看了半晌。

“徐翁。”他朝门外喊。

徐翁从院里进来,背一只药箱,箱上一根麻绳。他七十岁,走路慢,进门先看崔顺的脸,再看方子。

“川贝母。”徐翁说,“去心,三钱,另包。”

“药铺抓的是什么?”

崔顺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纸包,打开,里头十几片白东西。

徐翁捏起一片,对着光看。

“浙贝母。”他说,“片子大,色白,边上有一圈黄。川贝母小,像珠子,色微黄,尖上有一个小凹。”

“两样差多少?”

“川贝母一两四钱银,浙贝母一两一钱二分。”徐翁说,“差二钱八分。”

“二钱八分。”承乾说,“一副药差二钱八分,一个月三副,八钱四分。三年,三十两二钱四分。”

“殿下。”徐翁说,“差的不是钱。浙贝母清火散结,川贝母润肺化痰。咳血的人吃浙贝母,火清了,血止不住。”

崔顺的脸白了。

“小的娘吃了三年。”

“你娘的病,不在药上。”徐翁说,“在钱上。药铺给你抓便宜的,是因为你只给得起便宜的。”

崔顺的手在膝上抓了一下。

承乾把方子拿过来,提笔在方子末尾添一行:

“川贝母,去心,三钱,另包。徐翁验。药铺照此抓,差价承记补。”

写完,他把方子递给崔顺。

“明日去抓药。抓药的时候,把这张方子给掌柜看。掌柜问谁写的,你说徐翁。”

“殿下。”崔顺说,“小的没有钱还。”

“不用还。”承乾说,“臣买你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?”

“往后司里再有人来抬东西,”承乾说,“你不必拦。你记。记日子,记人,记箱数,记他手里那张纸上的字。记完抄三份,一份自己留着,一份给臣,一份塞进你爹那本旧簿里。”

崔顺的眼泪掉在方子上,洇开一小片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小的记。”

午后,宋怀之来了。

他是走来的,左手拄一根竹杖,右手空空,袖口扎着。八十七岁,脸上皱纹深,眼睛还亮。他进库房,先不看箱,先看地。

“殿下。”他说,“这库的地,是夯土的。”

“怎么了?”

“夯土上一层灰。”宋怀之说,“灰是新的。抬箱的人踩过,脚印在灰上。”

他弯下腰,手指在地上抹了一下,抹出一道浅痕。

“六个脚印。”他说,“三个人抬一只箱,抬完回来,又是三个人。”

“三只箱,六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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