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英国人的里
民国三十年正月，一条挂英国旗的邮船离了香港往南开，船上载着印缅马军事考察团。
这个团的来头大得吓人。团长商震，陆军上将；副团长林蔚，委员长跟前的人；随行的还有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中将，参谋本部一串少将高参，外带空军、海军、外交部、财政部各来几位。三十几号人挤一条船，见了面握手，握得也热络，一转身各自回舱把门一带，谁也不服谁。
要办的事说穿了只有一桩：眼下中国通到外头去，只剩滇缅公路这一条，路的南头攥在英国人手心里。日本人真要南下，英国肯不肯放中国军队进缅甸？肯了以后又怎么个打法？先得把这句话问出来。至于问不问得出来，那是后话。
船上一天三顿西餐，肉炖得很烂，没什么味道。中国人吃不惯，也吃。吃到第十天，张妙妙说她想喝一碗稀饭，就着咸菜——这话一出口，桌上几个人的筷子都慢了半拍，想是都想的，说出来就不合适。
这么一个团，随员的名额自然金贵。跟着走一趟，回去履历上添一笔“随印缅马军事考察团出国考察”，往后见人矮不了半截。津贴花完就没了，这一行字却能跟人一辈子。重庆城里托关系的把门槛都踩塌了。
翻译处一共四个位子，三个有来头。
查良铮，天津人，西南联大外文系，写诗，笔名穆旦。海宁查家的子弟，族里在重庆做事的不止一位，这一趟原是族叔的意思，说读书人也该见见世面。他自己不提这些，就是抄稿最慢，两行抄下来非得停一停，琢磨这一句该不该这么写。写诗的人手底下过不去这道坎，一天抄不满人家半天的量。
张妙妙，山东济南人。她爹从前在山东省府任事，如今在重庆某部挂着差，她是家里递条子进来的。条子递得毫不遮掩，她自己还当笑话讲过好几遍：“我爸拢共写了两行字，比他给我写的家信还长。”
郭兴豪，姑父在外交部。这人心细，四个人的帐都归他管，谁买了几块肥皂几张邮票，月底一分不差算给你听。
第四个是林安。没条子，没姑父，笔试口试一场一场考进来。
青年干训班那年招翻译，考两天，取十四个人，她第一。笔试第一倒也罢了，口试那一场她把第二名甩出一大截，主考的洋教习听完还多问了两句闲话，问她在哪儿学的英文。
第二名是个男生，姓什么林安早忘了，只记得榜一贴出来他就红了眼圈，站在墙根底下抹了半天。那排冬青才种下不久，矮，遮不住人，来来往往的全看见了。
后来分在一处办事，这位同僚很爱说怪话：我们这些土里生土里长的可比不了人家从外国回来的，人家那是打小听着长大的。说这话的时候他总要往林安这边瞟一眼，瞟完赶紧看别处。
有一回他说得更透，说也不知道某些人的英文里头，有没有一点越南口音。
林安冲他笑了笑，没接茬。
她心里想的是：还真没有。她的英文不在西贡学的，在另一个地方学的，那地方连年份都还没到呢。
这话一个字也说不得。她只好在心里替他叹口气——一个人把力气全花在挑别人的短处上，日子过得可真够苦的，何况短处又不生利息。
林安今年二十二，生在西贡，祖籍福建。前年父母搬去重庆，赶上日本人炸重庆，人没了，房子也没了。信辗转到昆明隔了大半个月，写得很短，末了劝她节哀。重庆城里她连个能蹭饭的亲戚都没有。
翻译处的月饷比中学教员高一截，出国这三个月另有津贴，团里管吃管住，她一个钱不花。皮箱底下压着一只装饼干的铁盒子，英国货，盒盖上印着两个跳舞的洋人，漆掉了一半，跳得只剩半截腿。盒子里有多少她自己清楚，还差多少她也清楚。
四个人里她英文最好，报告的英文本归她一个人包。不是没人肯替她抄，是她不爱把活推给别人。她心里有本账：活是活，钱是钱，人情是人情，三样搅一块儿，最后算不清的总是自己。
累也累在抄。
考察团的报告要呈军事委员会，一式六份。船上倒有台打字机，锁在文书科的木箱里，钥匙在刘秘书身上，轻易不开，于是全靠手抄。用的是重庆带出来的直行稿纸，纸粗起毛，蘸水笔尖走上去打滑，写快了就洇。翻译处这间舱在船尾，紧挨机舱，白天热得像蒸笼，夜里更闷，手心一出汗，纸就洇软了。
长官改一遍，他们重抄一遍。改到今天，参谋本部冯衍少将那一份已经是第三稿。人抄到第三稿，不说两句怪话根本抄不下去。
说怪话的通常是张妙妙。她把前后两稿捧到灯底下比了半天，末了拍着桌子宣布，这两稿根本一个东西，通篇就动了一处，把“颇为”改成了“甚为”。
“人家是长官。”郭兴豪头都不抬。
“我知道人家是长官。”张妙妙把稿子往桌上一撂，“我是怕他还有第三个说法。”
“要不要我替他想一个？”林安也没抬头，“最为、极为、殊为。三个，够他改到仰光。”
张妙妙“噗”地笑出来，拿笔杆点着她：“亏你想得出来。”
“我这叫替长官分忧。”
查良铮在那头接了一句，说“殊为”不行，太文，商团长念不出来。张妙妙一听更乐了：“那就‘很为’，通俗，一听就懂。”
四个人笑了一阵，笑完照旧低头抄。机舱在脚底下咚咚地响，响了两个月，谁也不觉得吵了。
抄到快天黑，林安手里那一份完了。
她往回翻着核对，核着核着停下来，把冯衍那一稿抽过来摊在旁边比。比完没作声，又去把唐保黄少将那份找出来，三份并排铺开，一样一样地看。
“你又干吗呢？”张妙妙探过头来。
“冯长官这一段写的是东瓜，唐长官那份写同古，商团长的稿子上头是东吁。”林安拿铅笔杆挨个点过去，“一个地方。”
“不能吧。”
“英国人印的是Toungoo。三位长官谁也没写错，就是各写各的。”林安把铅笔一搁，“我这半个月抄下来，仰光、腊戍、曼德勒、毛淡棉，没一个干净。曼德勒我见过三种写法，其中一种我怀疑是抄稿的人打了个盹。”
张妙妙“嗨”了一声，重新低下头去：“那也不归咱们管。你照原样抄上去，回头审稿的自会统一。”
“要是审稿的也没瞧出来呢？”
“那更不归咱们管了。”张妙妙笔下不停，“我爸跟我说过一句：在衙门里当差，办对了是应该的，办错了是你的，多办的更是你的。你把这事挑出来，人家问你，你怎么答？说三位长官都写错了？”
林安“嗯”了一声，人却没动，拿铅笔在指头上转了半圈。
三位长官同乘一条船，同看一份材料，落到纸上是三个名字——可见他们手里的图本来就不是一张。既然不是一张，那这张跟那张上头，还有多少地方顶着两个名字，或者干脆两个名字标在两处？
想到这儿她自己先摇了摇头，觉得想远了：测绘局年年印地图，参谋本部人才济济，这么明摆着的事怎么会没人想到，轮不着她一个抄稿子的操心。
“你魂儿哪儿去了？”张妙妙拿笔杆敲了敲桌子。
“我在算我要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“算出来了？”
“算出来了。”林安从口袋里摸出一本硬壳笔记本，黑面子，边角磨得起了白毛，昆明花两块钱买的,“不管。就记一记。左边中文，右边英文，后头注上从哪儿看来的。”
“记它干吗？”
“记着不费事。”
张妙妙凑过去翻了两页，翻到中间那一页，上头画着半个卡车轮子，底下注着“钢板弹簧，五片”，就问她这算哪一国的地名。林安说走神的时候画的。张妙妙“啧”了一声，把本子推回去：“你这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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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晚上，长官们在餐厅开预备会，四个翻译叫去倒茶记录。
餐厅本是吃饭的地方，收拾出来开会。长桌铺一层绿呢子，中间摊开一张缅甸地图，四角拿茶杯压着。茶是团里从重庆带出来的龙井，杯子是英国船上的白瓷，杯口镶一道金边，泡龙井不合适，也只好这么泡。
商震坐主位。这位团长今年五十二，山西人，山西话重得像从瓮里发出来的。早年在晋军里当过将领，后来投了中央，一路做到上将，如今连外事这一摊也兼着管。他的英文水平大致停在点头yes摇头no，这一点丝毫不妨碍他在酒会上跟人握手举杯哈哈大笑，宾主尽欢。开场先讲二十来分钟：这一趟出来的意义，中英两国唇齿相依，在座诸位责任重大。
副团长林蔚接了三句：明天上岸，商团长主谈；谈的范围以重庆的电令为准；超出范围的当场一律不答复。这位五十上下，很瘦，军装穿在身上空落落的，平常一天说不了十句话，三句说完两手往桌上一搁，一晚上没再挪动过。
再往下就没人管什么规矩了。
冯衍要看兵力配置和补给储备，说别的都是虚的；唐保黄说先得把中英联合作战的名义定下来，不然人家的门你都进不去。两位同是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，平日同署办公，一到这种场合就要顶。顶了半个钟头，海军的插进来说港口也得看，外交部的说话要留余地，财政部的问经费谁出。屋里烟越抽越浓，茶换过两遍，绿呢子上落了一层烟灰，谁也不去掸。
商震始终笑眯眯地听着，听到哪一句都点头，谁瞧他都像是站在自己这一边。
林安在下头记，记着记着就跟不上了。倒不是他们讲得快，是实在挑不出几个实词往本子上落——一晚上的话拿筛子筛一遍，剩下的怕装不满半只茶杯。
她提着铜壶挨个添水。壶是船上的，黄铜，很沉。添到第三圈上，听见侯腾上校在念一份英国人的手册。
“仰光到腊戍，铁路。腊戍往北到昆明，公路，六百六十。”
冯衍手指头在桌上敲了两下：“六百六十里，卡车一天两百，三天半也就到了。这条线不成问题。”
林安的手停在半空。
铜壶挺沉，壶嘴还冒着白气。她端着，脑子里飞快过了一道：英里，一英里合一点六公里，合三点二市里；六百六十英里，就是两千一百多里。三天半？三天半连一半都跑不到。
开口，就是当着一屋子将军纠正一位少将，说了不见得有人听，说错了倒是她的；不开口，这话就这么过去了，回头卡车真按一天六百里排，排出来的计划书连废纸都不如。
她学的是机械，这几年别的本事没长，见着不对的数目字就浑身难受这一样倒有增无减。那股难受劲儿顺着胳膊爬上来，比壶还沉。
她把壶往托盘上一搁。
“报告长官。”
满屋子人回过头来。
冯衍看了她一眼：“你说。”
“英国人这个数目，是英里。”林安说，“不是华里。”
烟还在往上飘。隔了两三秒，唐保黄问：“差多少？”
“一英里合三里二。六百六十英里，两千一百多里。”
冯衍的手还搁在桌上，慢慢把手指收了回去，收回去又去摸烟盒，摸到一半才想起嘴上还叼着一支。
“照方才那个算法，”林安顿了一下，“咱们的卡车得一天跑六百里。这个我怕不好办。山路拐一个弯，图上不添半分，轮子可得多走好些。”
商震“哈”地笑出来：“那不成了神仙车了！”
屋里几个人跟着笑，气氛松了一松。林安趁这个空子退回半步，补了一句：“我也是瞎算的，还得请参谋处核算。”
“瞎算”两个字一出口她自己都嫌太假，可这两个字管用，一屋子的脸色果然都好看了些。
侯腾把手册合上，在那一页里夹了张纸条，抬眼朝她看了看，什么也没说。
杜聿明这时候才把手里那支烟按灭。这位第五军军长还不到四十，一身呢子军装从领口扣到袖口，屋里这么热也没解开一颗。他一晚上统共没说几句话，这会儿伸手在地图上点了一下。
“仰光到腊戍，铁路走几天？”
侯腾翻了翻手册：“三天到四天，看车皮够不够。”
“腊戍到昆明呢？照林小姐的算法。”
侯腾拿铅笔算了算：“顺当的话六天。赶上雨季不好说。”
“那就是十天。”杜聿明把手收回来，“要是一直等到英国人开口请我们进去，我们再从昆明动身，人走到缅甸南边已经是第十天上头。日本人从暹罗那边过来要走几天，诸位自己算一算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一条明天先跟英国人讲清楚，别的都可以往后放。”
商震点头：“对嘛，光亭讲得很实在。”
会散得很晚。
四个人收拾茶杯。茶泡了一晚上早成了酱色，杯底一圈茶垢，指甲抠不下来，回头得拿盐搓。林安合上记录本，一晚上写满七八页，翻回去一看，能落到实处的没有多少。
她低头往托盘里码杯子，一抬头，正撞上杜聿明。
那人站在门口，回身又看了一眼桌上那张地图，看的工夫比方才争了半天的两位都长，末了收回目光：“你是哪个学校的？”
“报告长官，西南联大。”
“学什么的？”
“机械工程。”
她答完照例等着下一句。这四个字她说过许多回，底下跟着的多半是“女孩子学这个做什么”，客气些的“那倒难得”，那语气跟看见猫会作揖差不多。
杜聿明“哦”了一声，像是也没打算再往下问，转身出去了。
林安端着托盘站了一会儿，还有点不习惯——预备好的一句话没处使，卡在嗓子眼里。
第二天早上，杜聿明跟林蔚提了一句，说翻译处那个林安，脑子活。
林蔚正在看电报，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哪个林安？”
“昨天说英里那个。”
“哦。”林蔚把电报翻过一页，“记住了。”
林蔚这个人记性好，记住的事情照例不往外说，要说也总隔得很久，隔到人家早忘了这一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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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上午九点多，船进了新加坡外海。
岸上一排一排白房子顶着红瓦，红得很新。港里泊着好几条英国军舰，灰扑扑的，比想象里旧，锈从铆钉底下淌下来一道一道。全船的人都涌上甲板，栏杆边挤得下不去脚。
旁边有个英国乘客扶着栏杆同人讲，说这里是东方的直布罗陀，全世界最结实的一座要塞，日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