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3.抚印认主,还衣问账
承记印书坊在城东,原是家刻佛经的老铺子,前年倒了,承乾用一百四十两盘下来,连八副旧版一起。
邵老三在刻版。
他五十一岁,右手食指少半截,是二十岁那年被刻刀削的。削了以后,他没改行,把刀绑在指根上,绑了三十年。
“殿下,这一页四百二十字。”他说,“我一天刻一百二,三天半一块。”
“二十块版,几天?”
“八个工,一人一块,三块一轮,十天。”邵老三说,“刻完得校,校完得修,修完再印。十五天出书。”
“三千本,纸要多少?”
“一本二十页,三千本六万页。”邵老三说,“一刀纸一百张,六百刀。”
陈承乾在纸上算。
六百刀,一刀三钱银,一百八十两。
刻工八个,一天八十文,十五天,九两六钱。
印工四个,一天六十文,二十天,四两八钱。
墨三十斤,一斤二钱,六两。
版二十块,一块一钱五,三两。
装订的麻线、浆糊、封皮纸,四十两。
“二百四十三两四钱。”他说。
“殿下算得比我还快。”邵老三说。
“卖多少?”
“一本一钱。”邵老三说,“三千本,三百两。”
“赚五十六两六钱。”陈承乾把笔放下,“不够我一天的利息。”
“那殿下印它做什么?”
“我要三千个人看过这本账。”陈承乾说,“五十六两买三千双眼睛,便宜。”
邵老三咧开嘴笑,露出一口黄牙。
“殿下这话,像我师父说的。”
“你师父怎么说?”
“我师父说,刻经的人不赚钱,赚钱的是刻经的人的孙子。”邵老三说,“一本书刻出来,头十年赔,二十年平,三十年才有人认。殿下印的不是经,是账。账有人认吗?”
“有。”陈承乾说,“人认账,是因为账上有他的名字。”
他翻到样稿第一页。
第一页是一张表:日子、衙门、数目、印记。没有名字,只有编号。
“殿下,这上头怎么没有人名?”
“人名在另外一本上。”陈承乾说,“这一本,谁都能看。那一本,只有三个人能看。”
“哪三个?”
“我,陛下,还有将来的刑部尚书。”
邵老三没有再问。
他开始刻第一块版,刀落在木头上,一下一下,木屑卷起来,落在地上。
宋怀之到京是正月二十三。
车在承府后门停的,走的是巷子。他从车上下来,右手用一块白布吊着,布上渗了一点黄。
“先生。”
“殿下。”宋怀之说,“这城里的雪,比朔方的湿。”
“京里的雪带水。”
“我带了一辈子的干雪。”宋怀之说,“临了,落在湿雪里。”
陈承乾扶他往里走。
“先生要先歇一歇?”
“不歇。”宋怀之说,“我想去一个地方。”
“哪儿?”
“皇城西南,旧门下省。”
布库在皇城西南角,门前两棵老槐,树身空了半边。
库门开着,里头堆着成匹的布,一匹一匹码到梁上。管库的老吏捧着册子迎出来,看见陈承乾的衣裳,跪下。
“殿下,这是户部的布库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承乾说,“我来看门槛。”
“门槛?”
“这道门槛。”
老吏愣住了。
宋怀之走到门前,弯下腰,伸手摸门槛。
门槛是青石的,被踩了五十多年,中间磨出一道深槽,槽里积着黑泥。
他摸了一遍,从东头摸到西头,摸得慢。
摸到中间,他停住了。
“就是这道。”他说,“大燕二十三年,旧门槛烂了,我找人换的。换的时候,我在底下压了一枚钱。”
“先生怎么记得这么清楚?”
“因为那一年,我儿子死了。”宋怀之说,“我压钱的时候想,这门槛要立多少年,才有人想起我。”
陈承乾让吴大拿撬棍来。
门槛撬起来,底下是夯土。夯土上有一个小坑,坑里一枚铜钱,绿锈结了一层,钱文已经看不清。
宋怀之把铜钱捡起来,在袖子上擦了擦。
“大燕的。”他说,“我这辈子,就攒了这些钱。”
“先生。”
“殿下,你要问什么,问吧。”宋怀之说,“我走不了几步路了。”
“印脚。”
宋怀之把那枚铜钱收进袖子。
“大燕造印,都在这个院里。”他说,“造印的匠人姓卫,卫家三代造印。造完一方印,要在印脚上试刀。”
“试刀?”
“试刀就是拿刀在印脚上轻轻磕一下,看钢口。”宋怀之说,“磕出来的痕,是一道斜的。斜的方向,卫家三代的规矩,都是从左上往右下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卫家老爷子是左撇子。”宋怀之说,“他一辈子从左上往下磕,儿子跟着磕,孙子也磕。磕了六十年,成了规矩。”
“大周的印,也有?”
“大周立国,造印的还是卫家。”宋怀之说,“卫家传到第四代,绝了。绝了以后,新印就没有这道痕。”
“什么时候绝的?”
“永昭三年。”宋怀之说,“卫家老四死在牢里,说是贪墨。他死了,卫家没有男丁。”
陈承乾的手停在袖口上。
“所以永昭三年以前造的印,脚上有斜痕。以后造的,脚是平的。”
“殿下明白了。”宋怀之说,“可还有一层。”
“先生讲。”
“卫家造印,造完在印背上刻一个字。”宋怀之说,“刻的是他们家的记号。副印背上,刻的是‘卫三’。”
“卫三?”
“卫家第三代。”宋怀之说,“刻在印背的钮底下,指甲盖大小,得摸。”
陈承乾从袖子里取出那方铅印。
他把印递过去。
宋怀之接过来,双手托着,拇指在印背上摸。
摸了一遍,又摸一遍。
“这不是卫家的。”
“哪儿看出来的?”
“卫家刻记号,刻在钮底下,刻得深,摸上去是一个凹坑。”宋怀之说,“这一方,钮底下是平的。翻模的人只翻了印面,没翻印背。”
“翻模?”
“这是铸的。”宋怀之说,“刻的字,一刀一刀,中间深,两头浅。铸的字,边是圆的,没有刀口。”
他把印翻过来,摸印面。
摸到“朔”字,停住了。
“可这方印上,有一样东西,铸不出来。”
“什么?”
“‘朔’字右下角,缺了一点。”宋怀之说,“这是真印上的崩口。翻模的人,把这个崩口也翻进去了。”
“真印上有崩口?”
“有。”宋怀之说,“永昭二年春天,节度使府的人来换印,把旧印交回来。我摸过那道崩口,还问了一句。来的人说,是摔的。”
“先生记得这么多?”
“我抄了五十三年公文。”宋怀之说,“公文上的印,我一个个看过。看了五十三年,闭着眼也认得。”
他把印放下。
“殿下,真副印在京城。”
“先生怎么知道?”
“因为造假的人,得先有真印。”宋怀之说,“描印要对着真印描。描完了,还得对一遍。这一方印的崩口描得这么准,描的人手里,一定有真印。”
“而且。”他说,“描印的人不敢把印带出城。带出去,路上要过关,关上有验印的。所以真印还在城里。”
陈承乾站在布库门口,看着院子里的雪。
“先生,还有一件事。”
“殿下讲。”
“正月十八,有人拿这方印,从户部支走了三千两。”陈承乾说,“领状上有户部尚书的印,可尚书说他没签。”
“那就是盗印。”
“盗印要进库房。”陈承乾说,“户部东库,三道门,两道锁,一把钥匙在尚书手里,一把在库官手里。”
“钥匙可以配。”宋怀之说,“印不能配。印只有一方。”
“所以拿印的人,是能进库房的人。”
“殿下。”宋怀之说,“我这辈子见过两种人。一种人偷钱,一种人借印。偷钱的,抓得住。借印的,抓不住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借印的人,从来不自己拿。”宋怀之说,“他让别人拿,拿的人还以为,是自己要拿。”
陈承乾没有说话。
王瑾是傍晚来的。
他带来一本册子,册子是门籍,抄的是正月十八那天,皇城西门、西华门、东华门三处的出入记录。
“殿下,正月十八未时,西华门出去一个人。”王瑾说,“内侍监少监梁保,奉差。”
“梁保。”
“五十二岁,苏州人,永昭六年进宫。”王瑾说,“管内库的钥匙,管赐衣,管各宫的炭火账。”
“管炭火账。”
“是。”
陈承乾抬起头。
“郑从安管银库,梁保管炭火。”他说,“内侍监把银子分成两半,一半走银,一半走炭。走银的路,去年断了。走炭的路,还通着。”
“殿下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青烟是掺在炭里的。”陈承乾说,“宫里的炭,一年要多少?”
“内侍监报的是八千斤。”王瑾说,“实际用不了八千斤。多出来的,从来没人查。”
“八千斤炭,去哪儿了?”
“不知道。”王瑾说,“炭从西山煤窑进,走内库的账。账在梁保手里。”
陈承乾把册子合上。
“王公公。”
“殿下。”
“你能调内库的炭账吗?”
“调不了。”王瑾说,“内库的账,只有陛下能调。”
“那就请陛下调。”
“陛下未必肯。”王瑾说,“内库是陛下的私库。殿下要查内库,等于查陛下。”
“我不是查陛下。”陈承乾说,“我是查那只手。”
王瑾看了他半晌。
“殿下,老奴说一句。”
“公公说。”
“殿下这四个月,查了北仓,查了青龙口,查了石板,查了户部。”王瑾说,“殿下查的每一件,都是别人的账。这一回,殿下要查的,是宫里的账。”
“宫里的账,查到底,会查到陛下身上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殿下还查?”
“查。”陈承乾说,“查到底,要真是陛下,我认。可不是陛下。”
“殿下怎么知道不是?”
“因为陛下要是想动这笔钱,不用盗印。”陈承乾说,“他一句话,户部就得出。”
九弟是申时来的。
他穿一件素色棉袍,抱着一卷纸,进门先给陈承乾行礼,行完了,站在那儿不说话。
“坐。”
“四哥,我站着说。”承煜说,“说完了就走。”
“什么事?”
“我在史馆抄实录。”承煜把那卷纸放在案上,“三哥编《大周文苑》,让我帮着校年表。”
“校出来什么了?”
“校出两处对不上。”承煜说,“永昭元年腊月初四,实录上写‘上不视朝’。”
“还有呢?”
“御书房的值房记录上,那一天有陛下的名字。”承煜说,“写着‘上在御书房,阅朔方军报’。”
陈承乾的手指停在案上。
“两处对不上。”承煜说,“我问过三哥。三哥说,实录是给后人看的,不是给今人看的。”
“三哥说得对。”
“四哥,你也这么说?”
“我也这么说。”
承煜低下头,看着自己那双冻红的手。
“四哥,我想做史官。”
“史官要写实话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承煜说,“我就是想写实话。”
陈承乾站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