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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时候，Reid甚至没有听见声音。

全世界都在疯传Ernesto Cabrini病危即将不久于人世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面后的六个月，Cecilia始终没有再出现。

然后，Hotch走了，成为了证人保护计划里一个连电话都不能打的人。

十月的风从走廊灌进他的办公室，吹得桌上 Jack 的相框轻轻晃。相框里的男孩五六岁，缺了一颗门牙，站在 Hotch 和Haley中间。

Hotch的桌上还放着一摞没写完的报告，一支磨秃了笔尖的钢笔，一枚 FBI 徽章背面朝上扣着。

那天下午Reid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盯着那间空掉的办公室，忽然想起自己七岁时候，跪在客厅地毯上摆多米诺骨牌，一块挨一块，从沙发腿摆到厨房门口，摆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妈妈坐在旁边改卷子，头也不抬地说，Spencer，你知道它们为什么全都会倒吗。他说因为每一块把能量传给下一块。妈妈说，不对，是因为你只看得见第一块。等你想拦住中间那块的时候，你的手已经在半路上了，来不及。

他当时不服气，他说只要算好间距，想停在哪里就停在哪里。

后来他一伸手，整条线哗啦啦地塌下去，塌得比摆的时候快一百倍。他数过的，五块一秒。秩序要花一个下午，崩塌只要十七秒。

这个记忆他三十年没想起来过，它偏偏挑了今天回来。

手机在凌晨两点响。区号 702，来自拉斯维加斯。疗养院的夜间护士声音疲倦而客气地说道：“Dr.Reid，你母亲今晚出了点状况。她把我们走廊当成加州理工的宿舍楼了，她一直在敲门，说要给一个叫 Spencer 的学生送外套。”

Reid 握着手机坐起来。窗外，匡提科的夜黑得很完整。

“她说，”护士顿了一下，大概在斟酌措辞，“她说那孩子怕冷，从小就这样。麻烦您来一趟好吗，Dr.Reid。她最近……情况变化得比我们预期的快。”

Reid 把电话贴在耳朵上，停了一下。然后他听见自己说，我坐最早的航班。

Reid 闭上眼睛。

他的母亲Diana Reid。在他三岁的时候，抱着他，在拉斯维加斯那间公寓吱呀作响的床上给他念艾略特的诗。她有一双和他一模一样的浅褐色眼睛。她精神分裂发作的时候，会把他藏在壁橱里，说他是被选中的孩子。她清醒的时候，教他拉丁语法，纠正他的发音，在他发烧的夜里用凉毛巾敷他的额头。

他花了二十年学会和她的病共处，他以为他知道所有的规则。

但这不是精神分裂，这是另一种东西，这是她的神经元一个一个熄掉，像一栋楼里的灯从顶楼开始逐层灭掉。这是她会看着他，眼神里是礼貌的、陌生人的茫然，然后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挂了电话，Reid没有开灯。黑暗里，他清楚地听见某种东西动了一下，很轻，像远处有一枚小小的骨片倒下来，磕在另一枚上。

疗养院的走廊比上次来时多了一股味道，炖菜混着消毒水。妈妈的房间在走廊尽头，门牌上贴着她名字的卡片，字迹是打印的，下面压着一张她自己写的便签：我叫 Diana Reid，我住这里。字体抖得厉害，笔画在纸面上发飘，像一个人踮着脚走路。

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，膝盖上摊着一本梭罗的书，Reid 认得那个版本，蓝色布面，书脊断过又用胶布粘好，小时候她读给他听的就是这一本。

“妈妈。”

Diana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把头转回去，语气客气得让人心凉：“我儿子还没下课。你是哪位？”

Reid 在原地站了几秒。他提前演练过这个场景，查过文献，知道疾病进入中期后会出现面部识别障碍和年代错位，他甚至背得出哪个脑区先萎缩。文献没有写的是，当那张脸看着你，把你归档为陌生人时，你自己的脸该做什么表情。

“我是……”他听见自己说，“Spencer。”

这个名字似乎让她的肩膀松下来，可是Diana依然没有认出他，但是她合上书，请他坐，给他倒了一杯水，跟他讲她的儿子。十二岁上大学，天才，就是太瘦，不会照顾自己。她讲的时候很骄傲，条理清楚，用词讲究，还是当年那个文学博士的腔调。她讲的每一个字都对，除了她不知道坐在对面的就是那个儿子。

Reid 双手捧着那杯水，一直没喝。他想，原来这就是阿尔兹海默：它先删掉的永远是最近的文件，他被归进了“最近”。

医生在办公室等他。Reid第一眼看到了他领带上的咖啡渍，他说话前先叹了口气，这个叹气 Reid 后来才明白是整段谈话里唯一诚实的部分。

确诊，中期，进展型，预期三到五年进入晚期。

这些 Reid 都知道。他不知道的是下一句：约翰·霍普金斯那个临床试验，她等了大半年的那个名额，被砍了。经费调整，优先入组早期患者，她的评估分数上周刚跌出线外。

“跌了多少？”Reid 问。

“两分。”

两分，他脑子里立刻铺开一条明晃晃的岔路：如果上周他在拉斯维加斯而不是在威斯康星追一个纵火犯，如果评估那天她睡了个好觉，如果他在电话里多提醒她一句评估的日期。两分，两个“如果”就能填平。他开始排列这些“如果”，排得很整齐，一排到头，才发现这条路是死路：时间不可逆，这是所有公式里唯一不需要证明的前提。

“还有别的试验吗？”

“美国境内，符合她的条件的，”医生翻了翻表格，“目前没有。”

“境外呢？”

医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他见过很多次，在审讯室里，在受害者家属脸上，一个人预感到对话要滑向某个不该去的方向时，就是那种眼神。

“有一些实验性药物，”医生说得很慢，“没有走完审批流程。作为医生，我不能建议您考虑这条路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Reid 说，“谢谢。”

走出医生办公室，他回到走廊尽头。妈妈还坐在那里，书摊在膝盖上，人却已经睡着了，头一点一点的。夕阳照进来，把她的白头发照成浅色。Reid 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走过去，把那件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拿起来，盖在她肩上。

她昨晚要给人送外套，现在轮到他了。这件小事里有一种对称，他注意到了，没敢深想。

回匡提科的飞机上，Reid靠着舷窗，用手机查了三个小时。药名，化学式，医生，那家诊所的地址，海关关于自用药物入境的条文。他一条一条地读，一条一条地记，指尖在屏幕上划得很稳。

从布朗斯维尔过关的时候，Reid报的入境目的是旅游。

他把护照递过去，边境官员翻了翻，抬头看他一眼，盖章，放行。前后四十秒。他走出关口，站在墨西哥一侧的太阳底下，后背的衬衫湿透了。

一个联邦探员，违反规章未经上报出境。他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一遍，每个字都认识，拼在一起，主语是他自己。

Reid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位医生说的话，“这药在她身上有多大用，没人能给你保证。临床上有效的比例，你这种聪明孩子大概已经查过了。”

“百分之十七。”Reid 说，“显著延缓病程。”

“那你来一趟，赌的就是这百分之十七。”

“我来一趟，”"Reid 把冷藏盒抱紧了些，“是因为百分之十七比零大。”

这是他第四次入境，前三次都很顺利，顺利得让他放松了某根弦。

他在汽车旅馆房间里清点冷藏盒。冰袋，药瓶，注射器，一样一样摆开又收好。窗外有人放音乐，收音机沙沙响，一首很老的歌。

他在旅馆的椅子上坐下的时候是十一点十七分。他记得这个时间，因为他看了表，还心算了一遍明早过关的最优时段。

这是他记住的最后一件事。

接下来的记忆断成几片。昏暗的房间，一个人的手搭在他肩上，一杯水，有人递给他的，他喝了。他为什么要喝？他不记得自己渴。然后是一扇门，深色的木头，门上的漆剥掉一块，形状像一片湖。

再往后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这一辈子最靠得住的就是记忆，三秒能背下五页纸，三十年前的一节课能复述到老师当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