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6. 抵沪上

1927年1月初，上海。

宋瑞华到沪上的那天是阴天，云层压得很低，风从黄浦江的方向吹来，带着水汽和淡淡的煤烟味。

车队在城外停了下来。她没有等人来开门，自己推开车门下了车。

冯国梁从前面那辆车里下来，走到她身边，没有寒暄，直接说了一句：“蒋光鼎陪你走。他熟。我不陪了，你看完了再说。”

他朝蒋光鼎点了一下头，转身回到车上。车队走了，留下一辆。

蒋光鼎站在车旁边等着，穿一件半旧的呢子大衣，领口扣得很严。

冯国梁上车前又补了一句：“孙继先我让人送去旧法院了。他看他的，你看你的。晚上碰头。”

宋瑞华没有急着进城。她在城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
城门口的木桩还在，行人从木桩两侧进出。路面被清扫过，但还有未完全去除的碎屑嵌在砖缝里。

豁口处的墙体参差不齐，断墙边缘的砖块露出灰白色的茬口，有几处已经用水泥补过了，颜色比周围的旧砖浅。

她看了两侧墙体上炮火留下的擦痕和修补过的痕迹，然后沿着城门内侧的街道走进去。

蒋光鼎走在她身边，保持大约半步的距离。她没有问话，他也没有主动介绍，两个人就这么沿着街道往前走着。

沿街的铺面开了一多半。一家小吃摊前排着几个人，手里端着搪瓷碗，碗沿冒着白汽。她经过一家米铺时放慢了脚步。一个人正蹲在米铺门口修理一架秤杆，秤杆的刻度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了，他用一块湿布擦着刻度线，把边缘的旧漆和灰尘一点点清理掉。她没有说话，站了一会儿。心里想：东西能修，说明人还愿意修。愿意修，就说明还想过下去。

再往前走，她在一家布店门口停了下来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，正在用尺子量一匹蓝布，量完了，用粉笔在布边上画了一道线，拿起剪刀沿着线剪下去。剪刀在布面上走得很稳，没有毛边。门槛上放着一块湿抹布，门槛被擦得很干净，连缝隙里的灰尘都抹去了。

走到一处十字路口时她停下来，看见巷子深处有人正蹲在地上修一段被炮弹崩裂的路沿。

那个人用铁锹把碎裂的水泥块一块一块铲起来丢进旁边的推车里，每铲一块都要弯腰一次，起身一次，节奏不紧不慢。

她站在那里看了片刻，没有打扰他。

走到一条稍宽的街上时，她看见一家茶馆开着门。

茶馆里坐了几个人，有人在下棋，棋盘是画在木板上的，棋子是磨圆的石子。

茶馆的伙计提着一把大铜壶在桌间穿行，给每个空碗续水，壶嘴离碗沿有一尺高，水柱又细又稳，落进碗里没有溅出一滴。

她想：能坐下来喝茶下棋，说明这地方已经不怕了。不怕了，才敢坐下来。

下午，她看了一处小型卫生所。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正在给一个受伤的工人处理伤口。

工人坐在长条凳上，裤腿卷到膝盖，小腿上有一道口子。

医生用镊子夹着棉球蘸了药水，从伤口中心往外一圈一圈地擦。包完了，医生拍了拍工人的肩膀，工人站起来，把裤腿放下来，点了点头就走了。

傍晚回到住处，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：“城门已开，街市初定。东西能修，人还能坐下来。但要紧的东西还没来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蒋光鼎陪她去了南市。

南市是沪上老城区的商业中心，战后恢复得比闸北快。

沿街的店铺大多开了门，有几家还挂了新的招牌，匾额是暗红色的底子，字是黑漆的，笔画粗，远看很清楚。

她在一家药铺门口停下来，看了一会儿。药铺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中医，正在给一个妇人把脉。

把完了，老中医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方子，用毛笔写了几味药，递给旁边的学徒。

学徒接过方子，转身去药柜前抓药，拉开一个个小抽屉，用戥子称了分量，倒在牛皮纸上，包成几包，用细绳扎好。

宋瑞华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没有进去。她注意到药铺的门框上贴着一副旧对联，红纸已经褪了色，但字还看得清。

对联写的是“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何愁架上药生尘”。她看了那副对联，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
再往前走，她经过一家当铺。当铺的门板只开了一半，里面光线昏暗，柜台很高，柜台上方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“当”字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，正在翻一本旧账册。她站在门口看了一眼，没有进去。她注意到当铺门口的石阶上坐着一个老妇人，怀里抱着一个包袱，包袱皮是蓝布，边角已经磨白了。老妇人低着头，没有看任何人。宋瑞华看了她一会儿，对蒋光鼎说：“当铺还开着，说明有人还有东西可当。也有人没有东西可当了。”

蒋光鼎没有接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下午，她去了城南的一处工人住宅区。这里的房子比南市矮，大多是砖木结构的平房，一排一排地挤在一起。巷子很窄，两个人并肩走都嫌挤。巷子里晾着衣服，水滴从衣服上滴下来，落在青石板上，洇出一小块湿痕。有几个女人坐在巷口缝补衣裳，针线在手指间来回穿梭，动作熟练。一个年轻女人坐在门槛上给孩子喂奶，孩子裹在一条旧毯子里，毯子边角补了几块不同颜色的布。

宋瑞华在巷口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那些坐在巷口缝补衣裳的女人。她注意到其中一个女人的手指上有几道裂口，裂口边缘结了痂，但指腹上还有新的伤口。那个女人缝补的时候，针在布面上走得很慢，每缝几针就要停下来，把手指在嘴边哈一口气，再继续缝。

她看了一会儿，对蒋光鼎说：“这些人手上有裂口，还在缝。缝的是别人的衣裳，还是自家的？”

蒋光鼎说：“都有。帮人缝一件，挣几个铜板。缝自家的，省几个铜板。一样的事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没有再多说。

从工人住宅区出来之后，她去了城外的一处临时营地。营地不大，几排帐篷搭在一片空地上。帐篷里住的是从战区疏散出来的百姓，大多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营地里有几口大锅，锅里煮着粥，几个妇女正在给排队的人盛粥。粥不稠，但每人能分到一碗。

她看到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蹲在帐篷门口，手里捧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，碗里的粥已经喝完了，碗底还留着几粒米。男孩用舌头把碗底舔干净，然后把碗放在膝盖上，两只手捧着碗沿，没有站起来。她走过去，蹲下来，问了一句：“吃饱了吗？”

男孩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碗往怀里抱了抱。旁边一个妇女替他说：“他家里没人了。爹死在江边，娘带着弟弟跑了。就剩他一个。”

宋瑞华看了那个男孩一会儿，站起来，对蒋光鼎说：“这里的孩子，能安排去上学吗？”

蒋光鼎说：“能。城里的学校开了，收了一部分。但宿舍不够，只能收走读的。这个男孩没家，住不了走读。”

“那就先让他住营地。等宿舍修好了再说。不要让他一个人待在帐篷里。”

“好。我让人安排。”

第三天上午，她去了旧法院。孙继先已经在那里看了两天了。

旧法院是一座两层的砖楼，外墙刷了灰白色的漆，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。楼前的台阶被清扫过，台阶两侧的花坛里种了几棵冬青，叶子绿着，但边缘有些发黄。她走进门的时候，孙继先正站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一本旧案卷。他抬头看见她，点了一下头，没有说话。

她走到他旁边，看了一眼那本案卷。案卷的封皮已经发黄了，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字：“沪上地方法院民事卷宗，民国十二年。”孙继先把案卷翻到其中一页，用手指指着上面的一段批注说：“这是前任法官写的。案子判了，但批注写得潦草，执行记录也不全。这样的卷宗，一屋子都是。”

“你看完了？”

“看了两屋子了。还有一屋子没看。”

“看出什么来了？”

“看出来一件事：法院不在，或者法院不独立，案子就判不干净。判了也没人执行。执行了也没人监督。”

宋瑞华没有接话，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外面的院子。院子不大，种着一棵老槐树，树底下放着一张石桌，桌上落了几片枯叶。她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走回孙继先旁边，翻了几页案卷，把案卷合上，放在桌上。

“你还要看多久？”

“再给我一天。”

“行。明天晚上一起吃饭。”

第四天，她一个人去了龙华机场。没有让蒋光鼎陪，只带了一个随从。

机场的跑道上停着几架飞机，灰蓝色的机身排成一排，地勤正在做例行检查。她站在跑道边上，看着那些飞机，看了一会儿。一个穿着飞行服的年轻人从机库里出来，看见她，愣了一下，走过来问：“您是？”

“路过。看看。”

“您是宋先生？”

她没有回答。年轻人没有再问，只是站在旁边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批飞机是上个月刚从津门转场过来的。第七飞行大队，队长姓陈。我是第一中队的，姓王。”

“你们从津门飞过来，用了多久？”

“一天。中途在青岛加了一次油。”

“飞过来之后，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感觉这机场比津门大，跑道也长。就是风大，靠江，侧风不好对付。”

“飞了几天了？”

“每天都在飞。早上飞侦察，下午练编队。队长说不能闲下来，一闲就生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
那个年轻人站在跑道边上，看着她的背影走远，才转身回了机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