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1. 陶渊明

他们叫我陶渊明。也有人叫我陶潜，字元亮。

我生在浔阳柴桑，一个离庐山很近的地方。我的曾祖父是陶侃，做过大司马，权倾一时。可到我出生的时候，家道已经中落了。八岁那年，父亲走了。一个八岁的孩子，还没来得及学会怎么做一个男人，就被推到了“男人”这个位置上。家里没有余粮，也没有权势可以依靠。我唯一的财富，是书。

我少年时好读书，也学琴。可读书不是为了做官。我读书，是因为书里有另一个世界。那些字不会骗我，不会在转身之后换一张脸。后来外祖父孟嘉的洒脱，母亲家族的清谈之风，都渗进了我的骨子里。我身上有儒家的影子，也有道家的根。儒让我想兼济天下，道让我想归隐田园。这两样东西在我心里打了一辈子架，谁也打不过谁。

二十岁左右，我彻底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。我不得不走出去。我第一次做官，是在二十九岁，江州祭酒。一个主管教育的官，不大不小，刚好够让人弯腰。我弯了几个月，弯不下去了。江州刺史王凝之倨傲自大，我受不了他那副嘴脸。我辞了。

后来我被召去做江州主簿，我没有去。再后来，我去了京口，做了镇军将军刘牢之的参军。那些年我在军帐里待着，看见的不是沙场秋点兵，是权力的倾轧、是战火的蔓延、是那些想要建功立业的人眼睛里烧着的贪婪。孙恩之乱爆发的时候，我再一次辞了官。

接着是桓玄。我去荆州做了他的幕僚。桓玄是个有野心的人，站在他身边，能闻到铁锈的味道。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没过多久，母亲去世了，我回家守丧三年。

那三年，是我这辈子最安静的三年。庐山的云从山顶漫下来，漫过篱笆，漫过屋前的菊丛，漫过我的脚踝。我坐在院子里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又好像什么都想通了。服丧期满后，我又出去做了一次建威将军的参军。然后我回家了。那是我第四次辞官。

第五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义熙元年八月，我在族人提携下，做了彭泽县令。离家不过百里，公田的收成还能用来酿酒。我去赴任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——也许这一次，我能待久一点。可我没有。

县里来了督邮。吏人告诉我要“束带见之”——穿上官服，束好衣带，恭恭敬敬地去见那个来巡察的上司。我站在那里，忽然想起那些年在官场里见过的每一张脸，想起那些我弯过的腰。那些腰弯下去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直起来过。

我叹了一口气。我说：“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！”

那天我就把官印解下来，还给了县衙。从八月到十一月，我在彭泽县令的位子上，一共待了八十多天。那一年我四十一岁。此后二十二年，我再也没有踏进过任何一座官署。

我写下了《归去来兮辞》。那篇文章里，我把归途、到家、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写成了想象中的样子。可那些想象比现实更真。因为我知道——我回不去了。可我也终于不用再回去了。

归隐之后的日子，没有想象中那么诗意。我种地，可地里的收成不够一家人吃。我喝酒，可酒常常是赊来的。有人来请我喝酒，我“期在必醉，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”。我不客套，也不解释。一个四十一岁才决定不再低头的人，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了。

我给自己写了一篇传，叫《五柳先生传》。我在那里面写自己——“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；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贫不能常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；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；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”

那些人说我有“隐逸之志”，可他们不知道——我这一生，写尽田园，可我从未拥有过真正的田园。我不过是把一个回不去的地方，用文字留了下来。

我写了《归园田居》。